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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度十大经管好书

 摘自《第一财经日报》

　

过去的2006年，在经管书领域涌现了很多振奋人心的新书。《第一财经日报》评选出来的2006年最具影响力和阅读价值的10本经管书，其中除《道路与梦 想》是国内企业家的原创著作，其余9部都是来自于国外的译著。其中既有管理学大师德鲁克、未来学巨擘托夫勒、著名专栏作家弗里德曼对全球经济发展趋势的洞 见，也有像类似于《凯恩斯传》和《穷人的银行家》这样介绍经济学大师生平和理念的传记，当然也不乏像《影响力》、《专业主义》和《从优秀到卓越》这样阐述 个人与企业生存之道的专业指导类书籍。最后但并非最不起眼的，是已成为行业热门话题的“长尾理论”，作为2006年经管类书籍的收宫之作，《长尾理论》的 表现无疑让人惊喜。

     《管理的实践》
     （美）德鲁克著
     齐若兰译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6年1月版
     彼得·德鲁克于1909年生于奥匈帝国的维也纳，祖籍为荷兰人，是当代国际上最著名的管理学家，被称为“大师中的大师”、“现代管理之父”。《管理的实 践》一书奠定了他作为管理学科开创者的地位，提供了观念、原则和工具，是一套极具系统化的管理知识。该书以“管理企业、管理管理者、管理员工和工作”三项 管理的任务，贯穿整本书的主轴和精髓，并以8个关键成果领域、3个经典的问句以及组织的精神丰富其内涵。

    《道路与梦想/我与万科20年》
     王石 缪川著
     中信出版社
     2006年1月版
     今天，万科已经成长为中国最大的房地产上市公司，且是中国首批公开上市的企业中唯一一家连续14年保持赢利增长的企业。本书中，王石不仅以坦率而诚挚的方 式讲述了他的人生风雨历程，回顾了万科20年的成长故事，更描绘了他对万科未来的憧憬。这里，是一位中国企业家中领袖人物的人生心路，也是一部企业成长的 真实记录。

     《凯恩斯传（1883～1946）》
     （英）斯基尔德斯著
     相蓝欣、储英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6年4月版
     罗伯特·斯基尔德斯1934年7月19日出生在中国哈尔滨一个俄籍犹太富商家庭，战后移居英国。他的《凯恩斯传》使他成为“20世纪最伟大的传记作家之 一”，享誉国际学术界，并被英国女王封为勋爵。这本积30年功力的著作只有一个中心思想：经济学不是“科学”，而是伦理学的一种应用，经济学家首先应该具 有文化和道德观。

     《影响力》
     （美）罗伯特·西奥尼著
      陈叙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年5月版
      在这本书中，著名的心理学家罗伯特·B·西奥尼博士为我们解释了为什么有些人极具说服力，而我们总是容易上当受骗。隐藏在冲动地顺从他人背后的六大心理秘笈，正是这一切的根源。那些劝说高手们，总是熟练地运用它们，让我们就范。
    

《专业主义》
     （日）大前研一著
      裴立杰译
      中信出版社
      2006年6月版
      大前研一，麻省理工学院博士。曾任麦肯锡日本分公司董事长，兼任许多跨国公司的管理顾问。被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评选为“全球5位管理大师”之一、“日本 战略之父”。本书着重阐释了真正的专家必须具备的四种能力：先见能力、构思能力、讨论的能力、适应矛盾的能力，以丰富的案例和深刻的洞见警示人们重新思考 专业的内涵与效用，培养并吸纳专业人才。

     《穷人的银行家》
     （孟加拉）尤努斯著
      吴士宏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6年6月版
     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自传。尤努斯坚信，信贷是一项基本的人权，他提出了简单而充满智慧的解决贫困的方案：为穷人提供适合他们的贷款，教给他们几 个有效的财务原则，然后，他们就可以自己帮助自己。今天，有250多个机构在将近100个国家里基于格莱珉模式运作着，而格莱珉银行领导着这个以小额贷款 消除贫困的席卷全球的运动。

     《财富的革命》
     （美）托夫勒等著
      吴文忠等译
      中信出版社
      2006年6月版
      在睽违了10余年之后，未来学巨擘托夫勒献上了他对人类所处困境的最新洞察。托夫勒在本书中阐发了与财富相关的3个基本原理，一是时间原理，也就是财富产 生机制与财富本身的“失同步化”现象；二是空间原理，也就是财富的流动性，高科技的发展，使得空间概念越来越可有可无；三是知识原理，也就是非对抗性的知 识的运用如何影响着我们获取和分配财富。

     《从优秀到卓越》
     （美）柯林斯著
      俞利军译
      中信出版社
      2006年7月版
     本书是超级畅销书《基业长青》的作者柯林斯的又一力作，它描绘了优秀公司实现向卓越公司跨越的宏伟蓝图。柯林斯在本书中提出了一整套观点，“只要采纳并认 真贯彻，几乎所有的公司都能极大改善自己的经营状况，甚至可能成为卓越公司”。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称赞本书说：“这本书不会使平庸的公司成为优秀的公 司。但是，它却会使优秀的公司成为卓越的公司。”

     《世界是平的（精装本）》
     （美）托马斯·弗里德曼著
      何帆、肖莹莹、郝正非译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6年11月版
     《纽约时报》、《商务周刊》、亚马逊图书排行榜第一名，2005年英国“FT/高盛”财经书大奖得主。三度普利策奖得主托马斯·弗里德曼解释了世界的平坦 化趋势是如何在21世纪初发生的，这个趋势对于国家、公司、社会和个人而言意味着什么，以及政府与社会要做出而且必须做出怎样的调整以应付这种趋势。

     《长尾理论》
     （美）安德森著
      乔江涛译
      中信出版社
      2006年12月版
     美国《连线》杂志（Wired）总编辑克里斯·安德森在《连线》上发表的一篇文章首次探讨了“长尾”问题，现在这篇文章已经成为当代最有影响力的商业文章之一。长尾理论获得《商业周刊》“Best Idea of 2005”奖项，并被《GQ》杂志称为“2006最重要的创见”。

　

　

思想改变     一个人如果改变对事物和其他人的看法时，事物和其 他的人对他来说就会发生改变。如果一个人的想法很积极，他就会很吃惊地发现，他的生活受到很大的影响。人不能吸引他们所要的，却能够吸引他们所有的……人 的内心都有一股神奇的力量，那就是自我……一个人所能够得到的，正是他们自己思想的直接结果……人提升了自己的思想，才能兴起、征服，才能有所成就。如果 他不能激进自己的思想，他就永远只能衰弱而愁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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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事的烦恼     我常常让一些不屑一顾和忘了的小事情给弄得心烦 意乱。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只有短短的几十年，而我浪费了很多的时间，去愁一些一年之内就会被所有的人忘了的小事。不要这样，让我把时间用在值得做的行动和 感觉上，去想伟大的思想，去经历真正的感情，去做必须要做的事情。因为生命太短促，不该再顾及那些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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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与统一     什么事情要三思就讨厌了，相对总是矛盾的，三思就是矛盾的统一，统一了以后又是矛盾，如此永远搞不完了，也下不了结论的。所以谨慎是要谨慎，过分谨慎就变成了小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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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

陳　彥：理想是怎樣失去的？

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


　 　由高華撰寫、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的《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一書，無疑是近年來中國思想界、史學界對中國近代歷史尤其是中 國共產主義革命史反思的一項引起關注的重要成果。此書的標題就點出該書主旨在於回答中國革命的領袖毛澤東及毛澤東思想的絕對權威，是如何在中國首先是中國 共產黨內獲得認可和確立的這樣一個關乎中國歷史命運的全局性問題。正如該書封底的提要所指出的：「延安整風運動是深刻影響二十世紀中國歷史進程的重大歷史 事件，這是由毛澤東親自領導的中共黨內第一次大規模政治運動，也是建國後歷次政治運動的濫觴。」

　　如果說，在讀高華此書之前，許多學者 已經指出過延安整風作為運動模式對中共的重要影響的話，那麼讀罷高華此書，讀者可以得出結論：延安整風對於中共不僅重要，它實則是中共歷史的決定性的轉折 點。沒有延安整風就不會有毛主義的中共，甚至很可能不會有中共的建國。延安整風不僅將中共鍛造成為一個統一號令、統一紀律、統一思想的鐵的團體，也為中共 建國提供了一整套統治方式和動員程序。從中共建國以後多如牛毛的各色政治運動來看，沒有這套方式和程序，就不會有中共的執政甚而中共的生存。因之，我們可 以毫不誇張地說，不了解延安整風，就不可以真正了解中共的政治運動；不對延安整風作出深入剖析和翔實研究，就無法理解中共政治運動的機制和規律；而不理解 中共政治運動，也就無法理解中共的歷史、中共的性質。

　　高華此書分上下兩編共十五章：上編探尋整風運動的起源，下編研究整風運動的進 程。整風運動發端於1942年，但其根源卻可追溯至1927年始的中共在江西創立根據地的蘇維埃運動。前五章是疏理整風運動的「史前史」，將研究的觸角一 直伸向中共的創始時期。通過對整風運動的「尋根」，讀者可以發現，在中共運作的初期就已經隱含著對自己同志殘酷鬥爭的傳統。這一傳統自然同中共初期的險惡 環境相聯繫，但根源仍然是共產主義的階級鬥爭理論。

　　高華以十章的篇幅論述了延安整風的全過程。整風運動開始於1942年2月到 1945年4月中共七大召開，歷時三年之多，經歷了整風、審幹、肅反三個互相銜接又層層推進的階段。延安整風是中共歷史上的重大政治事件，但長期以來由於 政治原因，史料缺乏，中共官方黨史不僅千篇一律頌揚整風運動的偉大功績和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而且對整風中的一些重大史實也隱而不報，如將整風後期殘酷 打擊革命同志的長達半年之久的「搶救」運動，說成是整風的插曲並將責任推到康生身上。80年代以來，一部分文獻資料得以出版，尤其是隨著大批中共冤案的平 反，數量可觀、較為真實的個人回憶錄得以問世，才使得延安整風的真相有可能重現於世。高華新著是迄今為止資料最為詳盡的關於延安整風的著述，作者用了十多 年的時間來收集、考辨各種殘缺不全的檔案材料和零散的個人回憶，他的每一重要論據都有來源引證。用高華本書前言中的話說，此書旨在「拂去歷史的塵埃，將延 安整風運動的真貌顯現出來，在官修的歷史之外，提供另一種歷史敘述和解釋」。這種嚴肅、實證的學風為此書奠定了信史的基礎，「是目前海內外唯一一本全面研 究延安整風運動的歷史著作」。

　　僅僅將延安整風的歷史清疏整理，已經是一項巨大的學術成就，但高華此著的意義又遠在一部實證史學著作之 上。因為此書企圖尋找事件與事件之間的因果轉換，個人行為與時代大勢之間的交叉互動，思想體系、意識形態與政治鬥爭、權勢更迭之間的有機聯繫。通過對整風 運動的溯源，對毛澤東審時度勢，在理論、韜略、權謀之間縱橫捭闔的高度理性策劃的內在機理的疏理，對共產國際與中共領導層的微妙關係的分析，作者揭示了以 中共領導的中國共產主義革命之所以走上以大規模群眾運動作為奪取政權、保持政權的基本手段的深刻的國際根源和中國本土文化根源，也提出了一些發人深思的獨 到觀點。

　　此書雖然是一部嚴肅的史學專著，但卻具相當的可讀性。僅以人物為例，作者善於通過特定的事例，以簡練的筆法勾畫出歷史人物的 鮮明個性。項英的剛直不阿，周恩來的忍讓練達，任弼時的圓通持重，王明的書生幼稚，張聞天的正直謙讓，康生的奸滑陰毒，彭德懷的耿直豁達等等，一代共產黨 先驅人物形象躍然紙上。毛澤東自然是此書的中心，高華筆下的毛澤東老辣跋扈、縱橫捭闔、收放自如，具有鮮明的個性。他相信權力，相信自己的理想，自己的力 量。與毛相比，王明雖然是斯大林的學生，他學而且信；毛澤東也學斯大林，但學而不信。信的最終鬥不過不信的，這是毛澤東留給中國的遺產。

　　以下是筆者讀完高華此書後的幾點較深的感想。



一　毛澤東思想是戰爭與落後的產物

　 　延安整風是中共決定性的歷史轉折。這一轉折意味著中共的「脫布化」，中共的民族化。這一轉變可以從兩方面來理解：從思想上是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中國 化，是共產主義中國形態的確立，是舶來主義與中國土壤的有機結合，中國式的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成為中國革命的指導思想；從組織上，是中國共產黨的毛澤 東化，中共脫出由斯大林掌控的共產國際的指揮，獲得相對獨立地位。中共七大正式提出毛澤東思想，一方面意味著毛澤東的一系列思想、語彙、戰略、策略等成為 中共的指導思想和行動方針，另一方面意味著毛澤東本人成為中共至高無上的領袖和導師。毛的成功是近代中國時勢造成的。毛在中共內部權力鬥爭中最終佔了上 風，除了他本人的天賦、謀略、意志等因素外，最重要的因素應該歸功於中國的戰亂和落後。沒有長期的戰亂，毛就不可能利用其軍事才能壓倒眾多的知識份子出身 的中共前領袖；沒有落後的農民國的現實，毛就不可能輕而易舉地將其融合中國傳統和斯大林極權主義的專制主義強加於40年代初仍然充滿理想色彩的中國共產 黨。

　　高華此書對這一點有充分的展現。如，延安高幹供應制的建立，對中共黨內知識份子出身的人的打擊以及對農民出身的軍人幹部的迎合， 表明毛自覺地利用農民的情感控制軍隊而將中共的軍隊改造成一支具有農民起義色彩的紅軍。正如王實味指出，「食分五等，衣著三色」的等級差序制度。實際就是 將「論功行賞」的農民造反原則制度化。同這種根深柢固的農民意識相一致，毛澤東對知識、知識份子（尤其是西方知識、留蘇派知識份子）、黨內「教條主義」份 子切齒痛恨。他曾指斥留蘇派為「連豬都不如的蠢貨」，批評他們「言必稱希臘」，指斥知識「教條」「比屎還沒有用」。毛本人在延安曾下功夫讀馬列的書，即使 是如此，他讀得最通的書，也就是最合其意的書，是那本由斯大林親自修訂的《聯共（布）黨史》。原因無他，此書為毛提供了不可多得的黨內鬥爭的指南。



二　對五四精神的背棄

　 　如果說毛澤東思想的勝利實際上是共產主義舶來意識形態與中國專制傳統的雙重勝利的話，那麼這個勝利就不僅僅意味著「留蘇教條派」的出局，同時更意味著五 四精神的失敗。延安精神的確立，正是五四精神被淘汰的產物。高華此書在這一點上有著十分深刻的洞見。作者明確將「全力肅清五四自由：民主、個性解放思想在 黨內知識份子中的影響，確立『領袖至上』、『集體至上』、『個人渺小』的新觀念」（頁304）作為毛澤東思想革命四原則中的第二條。高華對王實味個案作了 詳盡分析。王實味雖然接受馬列主義投奔延安，但他為純真理想所驅使，思想深處仍受五四民主、科學所激勵。他正是以平等、博愛為參照來批評延安的等級制度， 並且直接溯源到等級制的專制主義傳統，這正是五四精神的強烈閃光。而王實味最後被砍頭，是整風運動因言獲罪的死囚，成為毛澤東思想確立的祭品。只要王實味 所代表的反叛、批判、自由、獨立的五四精神還在，就不可能有毛澤東意識形態的一統天下，就不可能有毛澤東個人獨裁的黨天下。這一認識不僅是對延安整風性質 所作出的準確結論，而且應該成為我們今天反思中國近現代史的一個新起點。



三　知識份子的「原罪」

　　以意識形態作為鞏固和強化個人權力的手段並非毛澤東的發明，但將意識形態教化推廣至全黨每一個幹部黨員，以大規模的群眾動員的方式，要求「人人過關」、個個檢討而達至革面洗心、重作「新人」的目的，應該說是毛澤東對斯大林「大清洗」的創造性發展。

　 　延安整風雖然是以中共全黨為對象的，但由於意識形態是其主要武器，因而黨內知識份子首當其衝。同時由於毛澤東發動整風的首要政治目標是徹底摧毀王明、張 聞天等留蘇派的所謂教條主義的影響，因而知識尤其是書本知識便順理成章地成為批判對象。從這裡開始，毛澤東找到了一個屢試不爽的發動意識形態教化運動的操 縱桿。這個操縱桿可以概括為某種可以同基督教「原罪」相類比的「知識原罪」概念。可以說，延安整風之後，任何知識，尤其是同人文、社會相關的知識，只要未 經過毛澤東意識形態的過濾，就是罪孽，就需要被批判，而掌握這種知識的知識份子就應該接受改造，就需要贖罪。同基督教一樣，贖罪需要經過一定的儀式，而大 規模的群眾鬥爭式的「靈魂革命」就是贖買「知識原罪」的中國儀式。從今以後，不經過這一儀式，就不是純粹意義上的共產黨人。

　　高華在本 書中對知識份子改造運動個案和細節作出生動的描述，充分揭示出這種類宗教「煉獄」儀式的功能及其心理依據。高華指出「隨著『發掘本心』的逐步深入，學習者 普遍產生了負罪意識（原罪意識──本文作者按），知識份子黨員更自慚形穢，認為自己確實如毛澤東所言，除了讀過一些如同『狗屎』般無用的書之外，對共產黨 和人民毫無價值，……簡直是罪孽深重！」（頁424）從此，「知識原罪」便成為套在中國知識份子頭上的緊箍咒。

　　高華強調延安整風中的 中國內聖之學的痕跡，但筆者則更傾向於毛澤東的延安整風的模式借鑒主要來源於蘇聯。中國儒學的「吾日三省吾身」是一種「慎獨」功夫，同基督教的個體懺悔有 相通之處，但卻不是將個人隱私（家醜）張揚於大庭廣眾。將這種「滌蕩靈魂」的公共懺悔儀式推廣至全黨範圍，表明毛澤東深得斯大林真傳。高華以翔實的材料和 充分的分析令人信服地展示了整風運動的結果：一方面是毛澤東個人獨裁和毛澤東思想獨尊在全黨範圍的確立，另一方面則是黨內知識份子包括黨內高級幹部在內的 其他個體的個人尊嚴、獨立全部蕩滌一盡，成為革命機器中沒有自我意識的「齒輪與螺絲釘」。高華以丁玲為例來說明這一現象也是十分典型的。不過讀完此書，掩 卷之時，聯繫到中共建國以後的現實，讀者也許會問：當年受到殘酷鬥爭、非人打擊的受害者，為甚麼對延安整風尤其是整風後期的「搶救」運動三緘其口？當初被 整的人何以在今後的運動中又對其他人大打出手，成為殘酷的整人者？對於這些問題，結合東歐蘇聯與中國歷次運動的實踐，答案是肯定的：被整者同時也是既得利 益者，因為只要他們挺過這一關，他們仍然可以在這個機器中佔有一席之地。



四　制度與獨裁 

　　高華在本 書第六章中用了不少篇幅來描述40年代初延安的社會生態構成。很顯然，當時的延安不僅是一個高度組織化的社會，而且也是一個意識形態化的社會，一個以共產 主義作為信仰與行動指南的極權主義的小社會。不過，這是一個初始的極權主義社會，是一個具有真誠信仰、富有朝氣的極權社會。王實味、丁玲、蕭軍等具有自由 化傾向的知識份子及更多的嚮往平等、自由的知識青年大量來到延安，使得延安充滿了熱情浪漫的氣息。可以設想，如果沒有延安整風這樣的革命洗禮，沒有嚴格的 紀律和強有力的領導權威，延安這個小社會可能僅僅是偶爾匯聚的浮雲，而難以成為中共今後奪取全中國的革命中堅。

　　延安整風其實包含著共 產主義極權的一個根本趨向。一方面，延安整風是中共由草創走向成熟，是意識形態由思想變為制度，是馬列主義由理論教條變為實踐綱領定型階段；另一方面，延 安整風也是毛澤東個人專斷的確立，是理想主義讓位於政治權謀，是烏托邦走向強制的決定性轉折。中共本來沒有建立一套有效保證集體決策的制度化機制，延安整 風則使個人獨裁制度化了。延安整風前的毛澤東雖然同中共中央的關係存在一定的衝突與緊張，但他卻必須利用制度規定對付他的政敵，直到成為中共最高領導人他 才可以甩開制度的束縛。延安整風所建立的制度是一個助長專斷的制度，自延安整風始，政治運動將成為共產黨的傳統，成為推動革命向更高階段發展的制度手段。 然而，正是這種「七八年再來一次」的運動，使得毛澤東可以甩開一切制度規定和集體決策框架而另起爐灶。高華對延安整風中中央總學委的論述很具啟發意義。由 於運動的特殊要求，臨時組織就可以壓倒常設組織，凌駕於黨的法定最高決策機構之上，於是臨時制度就可以拋開正規制度，而最終使個人專斷成為制度。延安總學 委的核心是毛澤東與康生，而實際上由毛澤東一人支配。文革時期的中央文革小組，正是這種以臨時機構取代正式機構的做法的重演。



五　功利原則與人道原則

　 　在共產革命中，功利主義往往是重要的行動原則。長期的戰亂，帝國主義的侵略，使得中華民族難於從長遠思考。盡快獲得獨立、擺脫落後，使得功利主義成為時 代的要求。從功利出發，毛澤東就可以以大局的原則、勝利的原則否決其他的原則，甚至將爭取勝利的原則變成壓倒一切的原則。高華在此書中詳盡地展現了任弼 時、周恩來、張聞天等人在同毛澤東發生分歧時所表現出來的忍讓妥協精神。在相當多的時候，這種妥協都是以黨的利益、大局為重的名義作出的。在那種艱苦轉戰 的年代，為達目的，沒有妥協是不可想像的。以全局利益、集體利益、人民利益為由，要求個人服從集體，小我服從大我，是理性的一部分。然而，小的妥協導致大 的妥協，個體的妥協為個人獨裁打開了大門。當毛澤東個人獨裁的紅太陽升起之時，就是美麗的烏托邦革命理想終結之時。高華此書似有強調毛澤東本人在延安整風 慘案中的個人責任的傾向，但這個制度本身沒有制約機制似乎是更為根本的原因。不僅延安整風之後黨內冤案錯案如影隨形最終無法避免，而且按高華在本書中的勾 勒，1931年鄧發在閩西的肅反擴大化，張國燾、夏曦在鄂豫皖的肅反擴大化都可以佐證：殘殺和打擊同黨是攫取和鞏固權力的必要和有效手段。不僅如此，這種 馬基雅維里式的功利主義的權力崇拜還在階級鬥爭的理論中獲得了科學與道德的論證。

　　最後，在筆者看來，本書也有某些可完善之處，如對延 安時期的大背景交代較少。在當時的戰爭狀況下，毛澤東之所以專橫跋扈、置同志於死地，除了他的權謀暴烈之外，應該還有當時中國革命節節成功的大背景，這一 背景是毛澤東整風成功的不可或缺的條件。這一條件使得毛更可以同當年的列寧相比，而不是斯大林純然的屠殺政敵。不過，建國之後的毛澤東則漸漸向斯大林的路 上滑行，以加強自己的權勢來掩蓋自己執政的錯誤，而不是利用革命實踐的成功來鞏固自己的權勢。

　　另外一點需要指出的是，本書作者對延安 整風驚心動魄的描述，讀者可以從中得出的邏輯結論是：中共這架機器從整風開始就已經是以奪取政權作為目的的，意識形態僅僅是奪取政權的工具。不過，高華自 己卻沒有完全走向這個方向，發人深思。筆者以為，共產主義革命作為中國近一個世紀的革命歷程，自有其深刻的歷史與社會的原因，甚至也應該對此給予充分的同 情理解。然而，這種同情理解的目的，是加深對中國共產革命的理性認識，堅決地、義無反顧地告別它。　 



陳　彥　法國巴黎大學歷史學博士，現任職法國國際電台。 

读书笔记:《论语与算盘》

    用了一个星期才把这本书看完,感觉书还不错.作者是位日本商届大亨--涩泽荣一.总结一生学习《论语》与经营企业的儒商处世之道.主要是四个方面:
    ㈠、工商兴邦是富民益民的立国之本.作者把财富看作完善个人生命与完善政治的先觉条件,亦是在为追求利润进行合理性的解释,为工商文明的兴起奠定神圣的基础.
    ㈡、"士魂商才”是儒者内圣外王的生命追求.
    ㈢、义利合一是工商活动的基本原则.达到双赢的效果.既利自己又利别人、国家.
   ㈣、"《论语》+算盘”是东西合壁的成功尝试.不仅重视牟利的道德性质,亦重视牟利之具的便利和效率.《论语》的道德训诫代表东方文明,算盘的有效性代表西方文明.
    我们处在速度、多变、危机的时代,我们不必去适应生活中的异常,但我们应不断调整自己,以适应时代的变化.作者把自己的生活比喻成像螃蟹那样只挖掘合于自己甲壳的洞穴,严守自己的“本分”并以诚贯之.在这点上要认清自己,了解自己.
处 世方针是无论对家人、对客人,甚至自己的任何事都均以诚意待之.对一个人来说,他要经常处在为敌包围而受其苦,与敌相拚而求必胜之心,才可进步发达.当人 面对自然的逆境,首先领会自己的本分是什么才是唯一的良策.知足守本,知道无论怎么焦心,由于是处于天命因此人是无可奈何的,故应达观开朗,如此,无论处 于多么艰难的逆境,也必能心平气和.身处逆境时,首先应安于天命,慢慢等待应该到来的运命,不屈不饶,勉力勤学为上策.若陷于人为的逆境,应该争取主动, 无论如何应自我反省以改正过失.人世间的事多半与人自己的行为有关.自己决定怎么做,然后奋力以求,大概多能如愿以偿.我目前就处在这个时期,不能气馁, 要找到适合自己的穴居.通过这段时间的反省,想到自己过去在工作时的颠峰时期忘了形.为此做错了很多事,没有把握好.现在想想小事未必是小事.人世间所谓 的大事、小事也没有一定的道理来区分大、小事.所以不分大事或小事都要本着同一个态度、同一的思考去处理.古人常言:"名之成,常在穷苦之日,事之败,多 因得意之时.”在行动方面我太过于保守,应像年轻人有进去心和行动力.从现在起就给自己定位,不因各种变化而改变、迷失自我.做任何事不计小事之嫌,认真 从小事做起,是成大事的开头.对所受与的工作鸣不平而拂袖而去的、轻视卑微工作而草率马虎的、不尽心力的都不会有所成就.其实不管怎样卑微的工作,都是大 工作的一部分,如果不能做得圆满,终不会有好的成就的.这点一定要切记、切记.在做事、为人方面始终要记住:社会上的事是相当复杂的,纵然事先已十分明 了,处事时也要相当留意,实际上料想不到的情况仍然很多.所以理论和实际要相结合.就如:所绘的地图十分详密,仿佛连一片山、一地水,土地地高低倾斜都分 明可辨似的,然一旦和实际地形比较起来,就会发现原来预想之外的东西太多了.
常识与习惯是人在社会上交往的习性.何谓常识?即人的智商情商意志力 要均衡发展.有了坚强的意志,再加上聪明的智慧,再以情爱调节,若这三项能调和适当,而且又能扩充发达,那就成了完整的常识.我们常常在公共场合口无遮 拦,祸从口出.但一味地畏惧而闭口不言,也不行.所以在重要地场合要说时,应尽量用沟通地语言.因此,虽然要防止祸从口出,但是不是也该想办法使福也能从 口而出呢?我们可以利用口舌致福.平素好辨固不令人感佩,但沉默也未必就是可贵地.常言说人行为的善恶必志之善恶更容易为人察觉.而且忠言逆耳,巧言却令 易惑动人的心,以致有忠恕﹙shu:用自己的心推想别人的心﹚、认真笃实之人却遭到贬黜,反之,外表擅于奉承的狡猾之人,则常会成功地赢得他人地信任.这 是自古就有的规则.
在我们成长过程中,要不断的培养自己的活泼进取的精神做一个真正的独立自主的人.一个人若依赖他人而生活,必然会使自己的实力大大地退缩,自信也随之减少很多,以致形成因循卑屈的性格,所以,必须时时鞭策自己,防止懦弱卑怯的心态产生.
总之,一个人实实在在地勤奋努力,以开拓自我的命运.万一失败了,就看成是自己的智力有所不足而豁达处之;若成功了,就是自己活用智慧的结果,但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尽到努力总是好的.纵使失败了,再努力下去,也许好运有再来的时候.所以不必太介意.

亚洲商业领袖教你如何成功                                         来 自20个国家的近百名商界领袖，他们中的一些主人公是白手起家的，有些则是从公司底层一步一步提拔起来的。有些人自己就是公司，有些则领导著2万多人的企 业。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在国外从事过几种不同的工作，之后开办了自己的公司。生活中有欢笑也有悲伤：经营公司的困难比他们设想的大得多，当然回报也更大。 下面就是亚洲商界领袖的四大经验，对于希望在生活和事业上取得成功并达到平衡的人会有所借鉴。 第一课：学会热爱困难 1991 年，何光平面临一场危机。多年以来，他掌管的家族企业、新加坡的华昌集团(Wah Chang Group)“和许多亚洲综合性小企业一样”──依靠东南 亚价格低廉的劳动力开发房地产、开展贸易和第三方加工业务。但就在那一年，他们在泰国建立的一家鞋厂开工不到一年就倒闭了，因为客户发现印度尼西亚的劳动 力更廉价。何光平回忆说，那时中国和印度的制造业也正在崛起，“我知道我们的经营模式不是长久之计了，我们需要通过科技或强大的品牌来获得所有权的优势， 但我们什么都没有。” 何光平没有退缩。他从头开始，用几年时间为家族企业开拓了一个新领域──豪华连锁度假村。1995年投入运营的 Banyan Tree Hotels & Resorts如今已经拥有了遍及世界各地的60余家酒店和spa。他说，“在当时那种情形下，你或 者悲观失望、固步自封，或者将问题分解，然后一个一个解决。” 商界领袖都曾面临许多困难：韩国企业家金圣周(Kim Sung Joo) 在1985年嫁给了一个外国人，家人因此和她断绝了关系；她的零售连锁店Sung Joo Kim International在1990年开业后不久， 家中的一次意外差点儿夺去了女儿的生命，之后家人才和她重归于好；在1997-1998年的金融危机中，她一夜之间损失了3,000万美元。弗雷迪 •布什(Fredy Bush)丧偶，带著两个孩子，26岁从犹他州来台北工作时还没有读过大学──如今她是亚洲最具影响力的女性， 是新华财经有限公司(Xinhua Finance Ltd.)的创办人和首席执行长。乔伊•古兰戈(Joey Gurango)的 第一家公司倒闭了，不过由这个菲律宾马尼拉的电脑程序员创办的第二家公司Match Data Systems却获得了成功，该公司最终被微软 (Microsoft Corp.)收购，于是45岁的他就可以退休了。 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点──面对挑战时的兴奋与激动。美国南加州大 学(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马绍尔商学院(Marshall School of Business)的 教授沃伦•本尼斯(Warren Bennis)写过27本管理书籍，曾是四任美国总统的顾问。他说，成功的商界人士无庸置疑都灵活 变通、心情也更加愉快。“他们对人生的看法通常乐观向上，这就是心理学家所谓的‘韧性’……期待未来的成功。韧性越强也就意味著从长远来看，你坚持的时间 更长久、获得成功的可能性也越大。” 加利福尼亚州的心理学家萨尔瓦托雷•马迪 (Salvatore R. Maddi)在研究了成功人士的适应能力后说，商界领导者的这种“韧性”由“三个C：即坚持(commitment)、控制 (control)和挑战(challenge)”决定，具体来说也就是致力于解决问题、控制紧张局面、激发自己从困难中学习这三项品质。 王 维基(Ricky Wong)喜欢接受挑战。和“访谈”栏目的大多数被访者一样，他在成功之前也走过了漫长曲折的道路：1981年高中毕业后的10年间， 他曾经创建过儿童暑期学校、进口国外大学教材、在加拿大时还卖过女式睡袍。1992年回到香港老家时，他进入了廉价回拨长途电话这个竞争激烈的市场──因 为这次成功，他创办了城市电讯（香港）有限公司(City Telecom (HK) Ltd.)，一家拥有4,000名雇员的香港电话及网络提供商。 虽然44岁的王维基不知道他将最终会从事哪个行业，但说不论做什么都会有两大共同特点：勤奋工作，热爱挑战。“30岁之前我做的所有事就像是高楼的地基──即便是卖女式睡袍也对我的今天有所帮助。没有经历过这些挑战，就无法面对如今的激烈竞争。” 第二课：人际关系是成功的关键 张 明正(Steve Chang)这位数学系高材生兼电脑程序员初入职场之时，原以为凭借专业知识就可以荣升到公司最高管理层。后来才知道这个想法是错误 的。他说，直到30岁他还没意识到企业归根到底还是要靠人来管理，人是最重要的决定性因素。他原以为经营企业需要MBA知识、会晤金融界人士，再知道如何 销售就够了。今年51岁的张明正现已成为防病毒软件开发商趋势科技公司(Trend Micro Inc.)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长。他说，经营企业其实就 是那么简单：不断创新并了解人们的行为。 真正关系到你能否坐进转角办公室的关键就是人际关系。近半数的受访者都表示人际沟通技巧是最难学 的一课。总部设在马尼拉的手机网络供应商Globe Telecom Inc.的首席执行长杰拉德•阿布拉扎 (Gerald Ablaza)表示，希望自己能在人际关系方面更加敏锐一些，能从细微处了解不同的需求。他说，“有时候人们忽视了人际关系，甚至在人际 关系岌岌可危之时都忘记了去巩固它们。我要记住，除了工作以外，还要和人打交道，他们各有各的想法。” 高级管理人员指导马绍尔& #8226;戈德史密斯(Marshall Goldsmith)表示，“在公司里的职位越高，人际沟通的技巧就越显重要，这包括倾听、征询意见、认可他 人的成绩等。”戈德史密斯编著过18本管理方面的书籍，每年为全球的首席执行长们提供咨询服务的收入超过100万美元。对于凭借艰苦奋斗从基层一步步爬上 来的管理人士来说，这可是一个难度不小的转变。“他们最普遍的问题就是过于好胜了──他们通过不断地取胜来攀登职业生涯的高峰。现在，却不得不学习如何放 弃胜利，让其他的人有更大的发言权，”戈德史密斯说。他的一位客户、某大型跨国企业的首席执行长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我的所有建议都变成了命令。” 对 那些在亚洲办公的西方管理人士来说，文化差异给他们的人际沟通带来了新的变数。加拿大飞行模拟器供应商Mechtronix Systems Inc.的 总裁哈伍•泽维尔(Herve Xavier)曾经说，“我被花样繁多的宴会和会议、开会时的座次以及饮酒礼仪搞得头昏脑胀。保持耐 心很重要，你不能指望每次会议都能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他记得曾看见一位来自德国的航空界人士在一家餐馆就餐时忍无可忍的样子。他说：“（中国的商业伙 伴）必须知道你有长远眼光，知道你与他的合作不是短期行为。” 现年40岁的凯文•凯利(Kevin Kelly)是 全球知名猎头公司的招聘负责人之一。他的职业生涯就建立在人际沟通之上，而且他还要时常面临改善人际关系的挑战。他说，七年来每一个新年他都要制定改善倾 听技巧的目标。6个月之前，凯利从东京前往伦敦工作，被Heidrick & Struggles International Inc.从亚太 管理合伙人提升到非北美区业务总裁的位置。他表示：“在德国和日本，一定要注意倾听而不是试图插入你的意见，应该强迫自己听懂他人的意思，因为在这两个国 家动词都放在一句话的最后。当地人比较注意倾听，一般不会在你讲完话之前打断你的思路。” 第三课：在工作与家庭之间，只得牺牲家庭 如 果能够重新来过，现年61岁的新加坡管理人士蔡琼莹(Jennie Chua)会愿意做个家庭主妇。她说：“我年轻的时候就离婚了，我需要挣钱来养活两个 孩子。”1988年，她加入了莱弗士控股有限公司(Raffles Holdings Ltd.)。随后，她的职位节节攀升，如今坐到了酒店集团总裁兼首 席执行长的位置。她手底下有近1万名员工，在全球管理著40多家酒店和度假村。但她却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宁愿多花一点时间陪陪孩子。尽管他们已经长 大成人，但我还能清楚记得他们什么时候迈开第一步的吗？不。” 在企业领导人通过亲身体验意识到人际关系对业务发展的重要性的同时，他们却 牺牲了与家庭这一最主要的关系。超过半数的受访者都为自己没时间陪伴家人而深感懊悔。菲律宾快餐集团快乐峰的首席执行长陈觉中认为，不可能真正做到家庭与 事业并重，但应该朝著这个目标不懈努力。他说，“孩子们小时候，我实在抽不出多少时间陪他们……一同玩耍，听他们讲故事，简而言之，就是和他们呆在一 起。” 专家们认为，在处理家庭和工作方面，难以做到一碗水端平。芝加哥大学商学院 (Chicago 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新加坡分校常务董事贝丝•巴德尔 (Beth Bader)认为，兼顾工作与家庭纯粹是个不切实际的想法。现在的工作环境让人感到朝不保夕，竞争非常激烈。“我知道的能在工作与家庭之间保 持良好平衡的都是些非常自信的人，他们能划定界限，有信心守住这些界限。” 有越来越多的女性成为高级管理者，她们的出现改变了亚洲企业管 理层的格局，但平衡职业和母亲这两个角色仍然是一个痛苦的抉择。例如，莱弗士的蔡琼莹就说，上班时把孩子托付给助手和母亲帮了她很大的忙。“幸好我住在新 加坡──一个小国，从公司到家超不过15分钟；还能得到家人的帮助。在亚洲，依赖至亲并不丢人。”但她承认，抽出大量时间陪伴子女对她来说简直就是神话。 她说，“作为母亲，应该在孩子跌倒时及时出现，陪伴他们迈出第一步。” 戈德史密斯表示，从企业领导者对难以平衡工作与家庭关系的抱怨中可 以看出他们的遗憾。他说，“你可以花时间去提高沟通技巧，可一旦错过陪伴家人的时间就找不回来了──彻底走远了……关键在于如何严格遵守与家人相伴的时 间。”1990年，他开始测算自己每天与两个女儿呆在一起至少4小时（不算看电视也不算看电影）的天数有多少。第一年是20天，但到1994年已经增加到 135天。1995年元旦规划新年目标时，他问13岁和15岁的女儿：“今年争取150天，怎么样？”但这个提议却被女儿们否决，“她们决定大大减少我们 共处的时间。” 至于如何在一定程度上平衡工作与家庭这个问题，他们都谈到周末与家人度假和准时回家吃饭这两点。微软 (Microsoft)亚太区前副总裁、现为微软亚洲企业服务(Microsoft Enterprise Services Asia)副总裁的桑贾伊 •米尔查达尼(Sanjay Mirchandani)甚至每天让妻子和孩子开车来接他下班，用这种方式来确保自己能与家人共度一段 时光。但财务规划公司Ipac Securities Ltd.的董事长Arun Abey则说，“只要你领导者一家企业，无论大小，家庭总要做出某些牺 牲。就是这样。我认为不会有任何折衷之路。” 确实，他曾抽出大量宝贵时间陪伴他8岁和10岁的儿子，最长的一次是共同度假10周。这几 年，他带儿子去过南美洲、非洲，还到过斯里兰卡的加勒，去亲眼目睹2004年12月底席卷东南亚的海啸灾难。他说，“我的观点就是花钱并抽出时间与他们一 起周游世界、共同获得丰富的阅历。” 第四课：在亚洲，成功常常意味著背井离乡 就像许多亚洲人在成功之前都曾改变过职业一 样，许多人是远走异国他乡后才取得成功的。当香港人程守宗(John Chen)还是加州一家电脑公司年轻的工程师时，就曾与一份管理工作失之交臂。他 说，原因就是他不善于表达。程守宗回忆起事后与一位也来自香港的同事交谈时，曾谈到了对在海外工作的忧虑。程守宗说，这个人后来回到了香港。而他则选择了 不同的道路：他用一个月的薪水报名参加了当地电视台主持人举办的如何成为有效演讲者的培训。他说：“所有人都认为亚洲人只是当工程师的料，但我决定有所改 变，如果不行的话，我也就回香港去。”他的策略收到了效果：现在，50岁的程守宗已经是有著4,000名员工的加州软件开发商赛贝思公司 (Sybase Inc.)的总裁兼首席执行长，并担任沃尔特-迪斯尼公司(Walt Disney Co.)等多家公司和慈善机构的董事。 对 许多全球企业家和管理人员而言，获得成功意味著将职场扩大到海外──约有一半的管理人员都谈到了在异域他乡取得的成就。陈觉中 (Tan Caktiong)不但在菲律宾抵挡住了美国食品连锁店的压力，还将快乐峰(Jollibee)发展成为在九个国家拥有20,000名员工的品 牌。香港快餐企业大家乐集团有限公司(Cafe de Coral Group Ltd., 简称：大家乐)的创始人陈裕光(Michael Chan) 在向大陆、印尼、菲律宾和美国推出中餐厅和其他餐厅的过程中取得了类似的成功。 在迥然不同的社会中生活常常会促使人们尝试不会在本国从事 的事情，从舒适家庭的无形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对赛贝思公司的程守宗而言，在国外工作的决定使他能够“更了解自己、更加自信、更能够分清主次。”他说，在 当地，你一切都可能按部就班，只是被动地等待。独处国外，你会遭遇挫折，但也能学会如何依靠自己。 位于雅加达的企业家Mee Kim认为 自己是在汉城长大的一位外向的年轻女性。但当她离开韩国就读于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大学时，这种想法彻底改变了。她回忆说，“我认识到我是多么害羞和内向。海 外的大多数韩国人都不愿交际，封闭在自己的安乐窝中。要突破这一点很难，也很痛苦。我只能变得更加开朗，与人们多接触。” 这获得了回报： 在放弃了澳大利亚和曼谷的工作后，Kim于1997年在雅加达成立了临时办公室公司CEO Suite；现在该公司在雅加达、新加坡、吉隆坡、上海和北京 共有55名员工。今年43岁的Mee Kim说，离开了家乡后，她取得了女性在男性主宰业务的韩国很难获得的成功。“这使我能够打破规则和社会状况的限 制，如果我呆在韩国，我连现在的一半也达不到。” 随著全球化对跨国界业务的推动，管理人员和企业家也有了更多机会面对商学院教授本尼斯所说的“严峻的体验……对一个人性格的考验”。本尼斯说，“对我来说，‘背井离乡’是一个比喻，是所有领导人发现自己的某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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